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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大陆地区在这方面与台湾地区相仿，中央政府体制亦非三权分立，且亦为法律继受者。

正是洪灾、传染病、地震、群体性事件等现实紧急事件的冲击，以及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紧急事件的担忧，中国非常法律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部和外围迅猛发展。(42)《突发事件应对法》起草小组的另一成员莫纪宏研究员则认为：应急预案的性质只是行政机关内部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的实施计划，仅仅针对行政机关内部以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如何准确履行应急职责而言。

关于非常状态下法律的适用问题，有研究指出《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其他应急法律存在着实施不能的问题。常态法律的形成以立法机构为中心，也即是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中心。统一治理所影响的社会领域较为广泛：交通、宣传、通讯、邮政、出入境、基本生活必需品等。2003年一案三制的改革推行之后，各个专业部门联合起来、共同治理某一突发事件，成为我国应急管理体制建设的基本模式，议事协调机构成为应急状态下协调统一各个政府部门的基本组织形式。中国非常法律所建立的体制，则是专业化大分工基础上的综合统一体制。

引发紧急状态的紧急事件，包括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和特别重大突发事件。此后，随着法律的发展，必要逐渐被纳入法律体系中，成为民法和刑法中的紧急避险以及行政法中的必要性原则。如果忽略了这一民主模式，新生民主国家的政制设计者将使其自身及其国家深受损害。

许多学者认为，在实行了总统制的转型国家，正是这两个制度安排造成了政治过程中的严重后果，导致了民主政治的不稳定与社会动荡。mx而总统制国家的经济状况则很难比得上一般意义上的议会制国家。当然，结论并不能绝对化，因为伊斯兰的信条与实践也会在历史进程中发生变动。一般而言，总统制下的总统任职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对总统的弹劾机制很少能够成功发挥效力，总统一般都能完成任期，这又被称作总统的任职刚性（ rigidity）。

因此，新生民主国家的历史遗产，即历史上采取的军事专制还是文官专制，是影响这些国家民主制度能否巩固的主导性因素。而议会制民主的制度安排内含着对于政治联合的激励，从而有助于减轻政治分裂的现象，有助于民主体制的生存。

在一些地区发展失衡的发展中国家，议会与总统往往相互指责为寡头和地方贵族利益代表，机构之间的争执就有可能演化为意识形态的争论以至爆炸性的社会或政治斗争。而伊斯兰宗教信仰不愿意做出世俗与宗教两个领域的区分，这使得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在伊斯兰世界难以出现。政府首脑也不会过于贪恋权位，因为其本人、其政党或执政联盟都有再次进入行政权力的机会。因此，并不是说，被总统制所‘粘定的国家必然要经历民主不稳定，也不是说总统制没有改进的余地，或者制度改革无关紧要。

观点之二：总统制同样可以实现民主巩固Linz 关于总统制弊端的观点一经提出，便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异议。天主教文化崇尚精神权威，而对民主缺少热情，他们对计算选票的民主方法并不热心，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就是例证之一。既然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到民主制的巩固，那么总统制国家的广泛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Lijphart 偏爱一种与比例代表制相结合的议会制民主。

Lijphart 设计了一个综合性评价体系，包含公共秩序维持能力、公民参与水平、代表性、回应性（responsiveness） 、经济平等（economic equality） 和宏观经济管理（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几个指标，从民主质量（quality of democracy）与民主效能（effectiveness of democracy） 两个角度来比较各种类型的民主制度。面对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政治僵局，宪法提供的解决程序往往过于复杂或者流于教条主义，在实践中难以发挥效用。

这种情况尤其发生于总统职位与议会分别由两个政党掌握的情形之下。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基于统治效能考虑应该摒弃议会制———比例代表制的观点实难可信。

尽管权力分立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共识民主的形成，但是总统的大众选举与行政权的高度集中却强力促成了多数民主特征。而如果不考虑前民主时代的政治遗产，总统制与议会制的生存几率和生存时间并无多少差异。用Arend Lijphart 的术语来讲，总统制容易导向多数民主，而缺乏一种共识民主的基础。在总统制国家，由于总统与议会相互独立，并且具有一定的相互制约权力，两者在某些议题上一旦持有不同意见，很可能演化为两者之间的政治僵局。散漫型（非纪律型） 政党。首先计算选民的第一偏好。

如果仍未达到绝对多数，则按照前述方法依次累计各偏好得票情况，直到产生绝对多数。传统的外源型观点往往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国家大小、地理位置等方面探讨民主巩固的影响因素，其中有些讨论已经是由来已久。

斯里兰卡于1978 年后实行了一种相对复杂的绝对多数总统选举制度。与以上总统制的弊端相比，议会制则很少出现这种情形，原因在于议会制内在的制度安排，即行政权产生于议会多数。

此外，所谓总统制的任职刚性、弱势内阁以及权力滥用，都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议会制同样可以出现这些情形。它的有效运转有赖于三个条件，即：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柔性。

新兴的独立国家一般都有严重的认同性和合法性问题，它们希望推行复杂的法律，给予所有公民投票权，提供不断增长的和公平的生活水平。其次，半总统制也可以解决总统制的多数不一致而造成政府僵局的弊端，因为它不是建立在权力分割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权力共享基础上，即总统与总理合作共事。以Giovanni Sartori 为代表的学者则扬弃总统制与议会制的优点与不足，提出在纯粹总统制与纯粹议会制之外，采取某种混合体制来保障民主的巩固与稳定。总统制民主的问题不在于其‘制度性缺陷，而是它们往往存在于那些任何民主形式都不稳定的地区，因此，新生民主国家对总统制的惧斥无所实据。

人们可以采取某些行动以促进民主生存，而又不必变革那些难于变革的制度结构。再次，议会制也不会出现任期任次限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特别是在一个面临严峻的民主巩固任务、并且存在极化多党体制的转型国家，边缘性极端主义政党的政治影响力会因此而被放大许多，极易造成社会的极化分裂。总统制并不必然导致民主崩溃。

关于纯粹总统制，也具有不可避免的重大弊端。议会制下的政府危机在总统制下则可能演化为完全的体制危机，由此引发的社会分裂与冲突也很难抚平。

（2） 关注政治文化的学者们特别看重与民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他们认为民主政治能否稳定，民主政治能否有序运转，与采取总统制或者议会制并无密切联系，其中最根本的变量在于政治文化。总统制国家一般都要对总统的任职时间和任职次数加以明确规定，但这种任期任次的规定也限制了总统实现竞选承诺的能力，特别是就那些在短期内难以完成的社会变革计划而言。Linz 认为总统制不利于民主的巩固，而议会制更能有效地化解民主政治的体制性危机，保持民主政治的持续存在。以Juan J . Linz 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总结转型国家民主巩固的经验与民主崩溃的教训，考察不同宪制形式（总统制、议会制、混合制） 的选择与民主巩固的关系，并促成了一场关于宪制形式与民主巩固的学术争论。

议会制很可能无法短期做出决策，甚至因为相互争吵而显得毫无效率，但由于建立在广泛争议与协商的基础上，却可以保证长期成功执行，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实际发展。数据表明，政府状态（少数派或多数派） 与政府法案获得批准的比率无关。

（2） 而政府的组成由议会决定，其权威完全依赖于议会的授权。所谓任期固定，是指总统的任职期限一般在宪法中都有明确规定，任职结束后由新选举产生的总统继任。

与此相对照，欧洲大陆许多专制国家在二战中发生了军事失败，威权政权和军方都已经失去了政治可信性，美国只能通过支持中间——右翼的民主派政党来进行冷战，民主制度于是能够广泛建立起来。此外，军事专制在民主化之后也不必然转向总统制，在拉丁美洲之外的军事专制体制有很多都转向了议会制或者混合制。